《石之花园》。

《石之花园》。

在南京,我正追寻我的曾叔父——维多利亚时期探险家托马斯·莱特·布莱基斯顿——的足迹。 石龟静立在我面前,面容冷峻,神情莫测而肃穆。它宽阔的圆鼻与低垂的眼睑透出一种默默承受的气质,仿佛毫无怨言地驮负着背上高耸的石碑——以及时光本身的重量。唇角若有似无的上扬,既像是参透世事的冷笑,又或许只是百年风霜将原本的轮廓打磨得圆融。它的凝视不带温度,却也无甚恶意,唯有那历经王朝兴衰仍岿然不动的永恒耐性。 巨型石碑四面皆空。本该镌刻诏书或箴言之处,唯余空茫:光滑石面上不见一字。无论此碑因何而立,当年的匠人未留只言片语,没有记载,没有诉说,只余一道旷古谜题。脚下地砖同样光滑如鉴,被岁月与无数往来此处的足迹打磨出温润光泽。 时间旅行 有时,当我行走在旅途中,会发现需要跋涉千里才能回到原点。但今日的旅程不仅跨越中国疆域,更穿透了时间本身。因为站在这座巨大石碑前的布莱基斯顿家族成员,我并非第一人。1861年3月,我的先祖托马斯·莱特·布莱基斯顿上尉曾立于此处,仰望着同一座历经风霜的碑碣。   如今160多年后,我竟也站在他曾驻足的方位。石碑的肌理、碑周林木的静谧、甚至风中浮动的气息,都让我与他产生了真切而亲密的联结。他的指尖是否如我此刻这般抚过石面?历史的重量是否也随陵园冷风一同压上他肩头?往昔的幽灵在此徘徊,不仅镌刻于石碑的岩纹里,更荡漾在历代访客的无声共鸣中——探险者、帝王、漂泊者,以及此刻的我。   然而纵使如布莱基斯顿与我,也不过是此地的短暂过客。这片土地终究属于深藏在石门后的那位墓主:一位以远见与铁腕缔造延续近三百年王朝的帝王。 可译为 朱元璋于1328年出生。他从赤贫农民跃升为中国皇帝的人生轨迹,交织着坚韧、野心与冷酷。作为明太祖,他创立了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统治者之一。 安徽:寒微起兵戈朱元璋生于安徽一户贫苦农家,自幼饱经磨难。饥荒与瘟疫夺去双亲后,他栖身佛寺为僧,在此习得读写——这对当时的底层百姓堪称奇迹。然而元末乱世很快将他推向更宏大的命运。 14世纪中叶,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因腐败、内讧与农民起义摇摇欲坠。朱元璋加入以宗教狂热与反元情绪为旗帜的红巾军起义。凭借智慧与统帅力,他迅速脱颖而出,最终掌控了一支强悍的军队。 铁血定乾坤1356年,朱元璋以武力与权谋攻克南京,建立根据地。此后十年间,他逐步扫平割据军阀与元朝残部。1368年,他称帝建明,定年号“洪武”,取“武德浩大”之意。明军北伐攻占元大都(今北京),末代元帝北逃蒙古,终结了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 作为帝王,洪武帝以严酷铁腕著称。为杜绝前朝腐败痼疾,他推行全面改革:中央集权,削弱可能威胁皇权的贵族与官僚;恢复并完善基于儒家思想的科举制度,以才学而非出身选拔官员。 农耕固国本洪武的经济政策着力重建战乱后的民生。他推行均田制,鼓励自给自足;大兴水利、减免农税,提升农业产出,巩固儒家“以农立国”的理想。商业虽因严控市场而繁荣,但他始终警惕商人阶层,视其为潜在乱源。 军事上,他建立世袭军户制度确保军队效忠皇权,重修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对外保持防御姿态,严防异域文化渗透。 暮年疑云深尽管功绩卓著,洪武晚年却深陷猜忌与暴虐。他以整肃阴谋为名诛杀数万官员,连亲子亦难逃怀疑。1398年驾崩后,其孙建文帝短暂继位,旋被燕王朱棣(即永乐帝)推翻。 洪武帝留下的,是一个稳定、集权、繁荣的帝国,为明朝近三百年国祚奠定根基。他的遗产复杂交织着革新远见、专制暴政,以及对中华治理体系的深远影响。 余响越千年1398年洪武帝逝世后,血腥的皇位之争催生出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拓精神的永乐时代。此后数百年间,王朝兴替、疆域重塑、文明碰撞。南海上漂来装载钟表、火枪与鸦片的西洋舰船;英吉利人叩关求贸,而华夏大地即将在太平天国的烈焰中震颤——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褶皱里,我的曾叔父托马斯·布莱基斯顿,走进了东方故事的篇章。 布莱基斯顿与伙伴们托马斯·莱特·布莱基斯顿——军人、商人、鸟类学家兼探险家——是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多面手,骨子里浸染着永不餍足的好奇心与冒险精神。对探索与科学的热忱,驱使他走向世界最偏远的角落:寻找未标源头的大河,攀登欧洲人未见的峰峦,记录羽翼鳞甲尚未入册的奇兽。 这位准男爵之子曾参与克里米亚战争,加入勘测美加边境西段的帕利瑟探险队,是首位目睹艾伯塔省沃特顿湖群的白人(并以博物学家查尔斯·沃特顿为之命名)。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派驻广州。中国令他着迷,正是在这座南国商埠,他决意发起长江探险。 … Continue reading 《石之花园》。

骑铁鸡 Riding the Iron Rooster

骑铁鸡 Riding the Iron Rooster

乘火车从泉州到南京。 旅行是一种消失的艺术,是一次孤独的旅程,沿着狭窄的地理线条走向遗忘。——保罗·索鲁 我差点错过了去南京的火车。离开全秀路的维也纳酒店后,我在倾盆大雨中打了一辆滴滴前往车站。车窗外,泉州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雨幕中,树叶低垂,晋江的水面被雨点击打出无数涟漪。到了车站,我把护照和支付宝预订信息——在现代中国,一切都可以通过数字方式预订——递给了一位穿着笔挺蓝色保安制服、态度友好但职业严肃的女士。她查看了面前的电脑屏幕,将护照还给我,然后拿起手机。她用翻译软件写道:“您必须去泉州东站。” 穿越时光的轨道 当时是早上八点,我乘坐的Q3487次快车将在九点准时发车。中国火车的准点程度让冷酷、严谨、痴迷于时间的瑞士人都自愧不如。火车不可能因为一个迷路、困惑又愚蠢的外国人而延误。但我还有时间赶到泉州东站……勉强来得及。我又叫了一辆滴滴,穿过城市,雨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 中国的铁路历史始于19世纪末的清朝。1876年开通的上海-吴淞铁路是中国第一条铁路线。这条由英国工程师建造的14.5公里长的铁路遭到了当地人的抵制,最终被清政府拆除,认为它是外国势力的强加。 1881年在河北省建成的开平矿务局铁路标志着中国首次成功参与的铁路项目。最初设计用于运输煤炭,后来扩展为华北帝国铁路,为未来的铁路发展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初,铁路已成为中国经济和军事战略的关键。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1909年在中国工程师詹天佑的领导下建成的京张铁路。詹天佑被广泛誉为“中国铁路之父”。他克服了包括八达岭长城段崎岖地形在内的重大地理挑战,采用了创新的“之”字形折返技术来应对陡峭的坡度。 钢铁脉络 20世纪中叶,尽管战争和政治动荡带来了中断,中国铁路网络仍取得了显著发展。在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铁路是国家发展的核心,但进展受到抗日战争(1937-1945)和国共内战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将铁路建设作为统一国家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1952年建成的成渝铁路是这个时代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铁路网络迅速扩展,连接了偏远地区,改善了货物和人员的运输。 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之一是青藏铁路,该铁路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但直到2006年才全面通车。这一工程壮举穿越了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地形,包括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工程师们必须设计出应对永久冻土、高海拔和极端天气的解决方案。 但中国人坚韧不拔且适应力强,他们将铁路线推向了稀薄的空气、破碎的山坡和广阔的冻土带。他们建造了高架轨道以稳定地面,安装了冷却系统以防止永久冻土融化,并设计了增氧车厢以保护乘客免受高原反应的影响。结果是一条不仅挑战自然、还连接偏远社区、促进经济增长的铁路,成为中国智慧和毅力的象征。而这仅仅是开始。 福建的山峦 驶离泉州郊区后,铁路线一头扎进了起伏的丘陵地带,其间点缀着翠绿稻田的肥沃冲积平原。山丘起伏如褶皱的翡翠毯,山坡上点缀着深绿色的树丛。稻田像一幅由鲜绿色和银色水面组成的马赛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随着列车平稳前行,田园风光被突然出现的工业活动打断。远处耸立着细长的烟囱,模糊的白色和灰色烟柱蜿蜒升入天空。波纹金属屋顶的工厂遍布大地,墙壁涂着褪色的蓝色和锈迹斑斑的红色。满载货物的卡车沿着蜿蜒的狭窄道路行驶,尘土飞扬的尾迹在空气中弥漫。 对比鲜明:在轨道的一侧,一位农民驾驶着冒烟的柴油耕耘机穿过水田;另一侧,一排太阳能电池板像银色河流般闪烁,其完美的对称性与景观的有机曲线形成鲜明对比。电线横跨地平线,悬挂在钢塔上,像士兵梯队般行进在田野和工厂的拼布之上。 小村庄群在眼前一闪而过,瓦片屋顶呈现出赤陶色和赭石色的光泽。竹竿之间的晾衣绳上挂着衣物,红色、蓝色和黄色在建筑的低调土色调中格外醒目。 山丘变得更加陡峭,山坡上布满了采石场的伤痕,机器啃噬着岩石,留下灰褐色的裸露斑块。然而,即使在这里,大自然依然顽强。野花紧贴在采石场的边缘,花瓣绽放出紫色和金色的色彩。河流蜿蜒穿过山谷,水面映照着天空的淡蓝色,而钢铁和混凝土的桥梁横跨河流,载着列车不断前行。 约克郡的铁公鸡 … Continue reading 骑铁鸡 Riding the Iron Rooster

On Gulangyu Island 鼓浪屿

On Gulangyu Island 鼓浪屿

The repeating mantra seems to weave through the incense-infused air, enveloping everything in a cloak of meditative tranquillity. I take a seat on a stone bench at the entrance to the cave that forms the temple’s main focus of worship. I am momentarily overcome by a wave of helplessness and disorientation and burst into tear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heat, the difficulty communicating, the distance from home, and my sheer disbelief that I am actually China again, juxtaposed with the calmness and tranquillity of the temple is overwhelming. But it is only a passing phase: I am too hot and too thirsty to cry. Continue reading On Gulangyu Island 鼓浪屿